【读书】起死回生 春回沙兰大地

我管养母叫“妈妈”,平常简称叫“妈”的时候也有,在日语听来有点洋气味儿,但在中国,这是传统的叫法。那个时代中国的妇女差不多都没有自己的名字,一般是丈夫的姓加自己娘家的姓,再加一个氏字。譬如我妈是陈孙氏,后来才改为孙振琴。

 

对养父我叫爸爸,简称叫爸,这也是传统的叫法,我爸全名叫陈玉贵。独生女儿叫陈桂芳,年龄比我大一轮,我叫她桂芳姐姐。

 

把我抱过来的时候,养父也不太同意。在那一贫如洗的年代拉扯一个孩子比养活一个大人还不容易,这对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来说,是不言而喻的。

 

当然,对操持里里外外家务的女方来说,也深知持家的不易。但慈母的爱心胜过一切,所以她毅然地抱养了我这个濒死的日本孩子。她本人自打懂事时起就丧了父,随母改嫁到老孙家。

 

她从小尝尽人间的苦,也养成了对他人的爱心。

 

养母是老式的接生婆。过去中国农村没有产院,也没有什么接生员,养母本着她生有的爱心,不知接了多少孩子诞生于世,这使她懂得了生命的可贵。我这个幼小的生命也是在她的爱心下获得成活的机会。

 

养父母给我起了个中国式的小名叫“来福”。这个名字寄托了养父母的希望,直到我上学前大伙儿都这么叫我,也有的时候只叫福儿。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国后,第一次访华时,我从天津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,由于信号不好,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“来福,来福”那微弱的声音。过了这么多年,依然留在我的耳边。

 

上了学以后,我有了个学名,叫陈庆和。尽管这样,像刚才说的,过了好多年,养母仍然不叫我学名,一直叫来福。如果养母现在还健在的话,她老人家仍然不会改变,会照样叫我来福。

 

这两个字寄托了她对我的希望。

 

关于年龄的问题,一般日本遗孤回来寻亲时因为没有准确的生日记录,大都采用所谓推定年龄。而我虽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年月日,挑担小贩老王把我接过来时生母告诉他的三岁就成了年龄的依据。但是我的日本名叫什么,却没有传过来。

 

我被抱到养父母家以后,语言也由当初的日语,很快就改为汉语。

 

沙兰镇这个小镇,四周由土墙围起。好像是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的傀儡政权,为了便于统治,把散居的当地居民,全部集中到土围子里边居住。所谓土墙,只不过是挖土垒成的墙,墙外边是挖土堆墙剩下的壕沟,兼备防御性。已过多年,土墙越来越矮,不过,壕沟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深的。土围子四周各有一座门,称为东、西、南、北卡门。过去也许有过门,现在只留下一点痕迹,成为道路的缺口。出了东卡门,就是一个陡坡,称之为东岭。从这里可直达东京城,是通往火车站的要道。

 

镇的东、西、北三面都是岭,形成一个簸箕形盆地。大体上是四方形的土围子围起来的这个小镇,便坐落在盆底。沙兰河从小镇的西北角流进来,向东南角流出,与牡丹江汇流。小河,规整地把小镇分成了两个正三角形。

 

走出南卡门,则是一片开阔的火山熔岩覆盖的平川,一望无际,一直延续到南面的山根,当地称它为南石岗。虽是平川,坑坑洼洼的熔岩形成的地表没有土,不适合耕作,只能长一些灌木,还有狼窝等野兽的藏身之地。在远离几十里地的西边远处,尚留有远古时期的几个火山口,形成地下森林。当地对这个奇观,已经熟视无睹。谁也没去认真琢磨过火山爆发流出的熔岩垫平了这个石坑子,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质现象?南面的山脉顶峰叫老黑山,这可能是山北这一带人起的名字,因为从北边看上去山背面一直是黑的。当地的习惯,看风水的时候,中心点都要对准老黑山的山尖。闻名的景区镜泊湖如项链一般,绕在老黑山的山脚下。

 

沙兰又叫沙兰站,站是驿站的意思,清代时,西自吉林、东至宁古塔(宁安的古称)是一条交通要道,沙兰是其间几个驿站之一。据说过去在这里设有管理驿站的衙门机构。日本人进来后,驿站的衙门被撤销了。但是,它作为交通的要冲,继往开来,支撑着沙兰的繁荣。

 

从东卡门进来往街里走,过河之前,道北有一片庙宇,当地叫东大庙,是镇守沙兰的土地神。前后排着三栋朝南的庙堂,里边立着一些色彩鲜艳的雕塑像。我小的时候,还看到过有人在那里烧香跪拜。以后逐渐没人信,香火也就断了。到了夏天,荒草齐腰深,破砖烂瓦满地皆是。有时大蛇挂在屋檐下,晦气阴森,无人敢进。合作化的时候,这里改成了仓库。我回日本的时候,庙宇已经不复存在。

 

东大庙的东邻是一片大菜园子,姓罗的老两口儿种菜,人们叫它罗家菜园。为了防偷菜,罗家养了几只狗。这几只狗,以后竟成了我家的祸根。

 

道南对过儿是地主陈家的宅院;东院靠墙根有长工们住的长条房子。我家住在正房的西头,门前隔着一条很窄的通道,面前就是西厢房的山墙。东厢房住的老胡家,我后头会说及。窄小的过道通向西大院,那里曾经住着地主陈玉喜一家。养父陈玉贵和他们是叔伯弟兄,但人家是地主,养父给他们当长工。养父母成婚后,也跟别的亲戚一起,住在西院长工房子的南北阁大炕。

 

土地改革前,一夜之间,大地主全家都跑了,无影无踪,丢下了大宅院和东院的三栋长工住的房子。陈玉喜还有个弟弟,叫陈玉风,是村里的中医大夫,他没跑,留在村里,也是个很歹毒的大夫。养父对他恨之入骨。

 

土改以后,打长工的佃农分到了土地。我家分的地在东岭顶上,田垄很长,是比较大的一块地。养父很高兴,还立了一块牌子,标上自己名字。这块地在东岭的上边,往下可以俯瞰整个沙兰盆地。远望出去,南石岗及其南边像展开的屏风似的老黑山俱收眼底。

 

我家虽然有了土地,但没有其他农具、牲畜等生产资料。播种前需要耙地,使土地松软,只能借用别人家的牛,用来拉钉齿耙。这耙地像在大地上扫描似的,来来回回地耙。为了使钉齿耙能够较深地耙地,上边需要有些重量。养母带着我站在钉齿耙上,手扶立杆,对我来说,既好玩儿,又能帮上忙。

 

在谷雨种大田的时候,气候已经比较暖和了,我也高高兴兴地跟养父母一块下地。在种谷子的时候,先在田垄上蹚成一条小沟。往小沟里播种子,这是养父的任务。他老人家肩上挎一条细长的口袋,里边装满谷种子,口袋的一端系在空心的木制管子上,管头的出口用枝丫堵着。对准小沟,用细棍边走边敲打管子,里边的谷粒儿均匀地被震出来,撒到田垄的小沟里,养母随后用脚盖上土。我们叫“点葫芦”的这个播种工具可能今天已经进入农具博物馆了,但敲打时的声音在田野上回响,在我的记忆里不次于八音盒的旋律。播大豆的时候,养母在田垄上按一定间隔挖小坑,养父随后点上大豆种子,用脚盖上土即可。这是单调的动作,没有任何旋律。

 

无论播什么种子,我都帮不上忙。我的记忆之中,最好玩的是听鸟叫。地上到处都是播种的声音,天上能听到百灵鸟的叫声。在广阔、瓦蓝的天空中,多么好听啊,可就是看不到那百灵鸟在什么地方,长的什么美样儿。我问养母哪里有鸟呀?养母说:“福儿,你在地上给它做个窝,它就会下来了。”我就用土块堆砌起来给鸟做窝,盼着百灵鸟,却始终没有鸟飞过来,我的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。

 

夏季的一天,大人在拔草,我在地边上午睡。养母为了不让我被蚊子叮,便把蚊香放在我身边。这蚊香是用艾蒿编成绳,晒干后点火烧的,不会灭。我睡得很熟,翻身时碰到了蚊香,火烧到我的衣服上,把我烫醒了。我一下子哭了起来,养母听到哭声,看到冒烟,赶紧往我这边跑,还喊我往她那儿跑。遇到一起后,养母赶紧把烧煳的衣服扑灭了。养母麻利地把活儿收拾一下,提前带我回家,到家后又马上在烫红了的地方抹了药。养母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,真像刮风似的,呼一下就行动起来。

 

在这个时期,我们家还没有牛或马等牲口,都得靠养父母自己的身体拼死拼活地干庄稼活儿。养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庄稼活儿就得靠自己,一颗汗珠儿掉下来摔八瓣儿。”我也深有体会,庄稼是靠汗水长的。

 

我稍微大了一些,有一年夏天干旱,不下雨,村里动员大伙儿去东大庙拜神求雨。我也跟别的孩子一起,头上戴着用柳树枝子编的圆套儿,混在人群里,和大家一起上大街,呼喊求老天爷下雨,感觉很好玩儿。

 

回家时,本以为养母会夸奖我求雨,做了件好事。没承想她老人家完全相反,不但没夸,还数落了我一顿。

 

“什么求雨求神的,老天爷能给你下吗?”她每天和养父一起,从附近的河里挑水往地里浇。他们除了自己的汗水以外,什么都不信!神啦,鬼啦,对他们来说都不值得信。这一点,至今对我影响很大。

 

未完待续……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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